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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化走到哪里了?深度与广度提升的八大维度

归档日期:11-28       文本归类:爆炸深度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2019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全球金融的‘范式转变’”

  距离6月Facebook发布Libra项目(虚拟加密货币)白皮书已经过去五个月,监管机构对其的否定态度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坚定。“各个国家央行发行主权货币是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看不到其他的私人的商业机构替代它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这是Libra不会出生的最根本原因。但Libra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启发,如抓住跨境支付、注意入口的流量、促进货币数字化等等”。11月18-19日,在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2019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全球金融的‘范式转变’”上,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如是说。

  货币体系的数字化将如何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中国持续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货币政策的实践或理论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所有的这些变化都引起了中外金融界的高度关注。继去年探讨“全球金融格局的变化和含义”后,今年“范式转变”的主题显得更具动态性和前瞻性。

  美联储今年连续3次降息,全球各央行今年也已累计降息32次,降息之路似乎还未到头。在这样的再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正在减弱,正向作用正在降低,而负向作用甚至一些风险因素在不断积累增加。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可谓进退两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从理论层面来更深入地剖析货币政策新的困境,如何来构建合理的货币政策框架,如何使货币政策能有效面对未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如今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

  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看来,目前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框架适用的范围主要用在平滑短期的经济波动上,而不适合运用在长期的经济大趋势走向上。最近10年以及在这之前更长的时间,全球经济下行有很多不是短期波动的问题,而是长期停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趋势性、结构性的问题,不应该用过度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应通过技术创新、结构性改革、分配政策、税收政策、或者财政策来解决。例如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很有效,美国需要增税而不是减说,中国则可能需要减税以增加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张春进而提出了对国内货币政策框架的反思,“货币政策的框架过去是基于一些简化的规则,现在要做的首先是目标必须要多重,其次要考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和中介,可以帮助我们把财政资源转移到真正需要的这些实体经济市场中去,只靠调控利率可能会衍生很多的泡沫,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经济学家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左)、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明棋(右)

  从不同视角出发,现场的中外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达成了共识:长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利好消息,它会带来非常多的风险,甚至未来有可能会产生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上海国经中心副理事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明棋表示,主要的经济体长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正在走向反面。2008年金融危机时,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刺激经济,使我们避免了大萧条,它有积极作用,但是长期维持到今天已经走向了反面,可能会给世界经济体埋下引爆金融危机的雷管。宽松货币政策加上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反全球的诉求,将导致上个世纪80年末代以来的低通胀历史阶段走向尾声,未来如果新的技术革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突破,通胀将成为我们新的挑战。“虽然全球通胀水平较低,但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很快‘吃光’低通胀红利,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通胀重启。”金融稳定中心总裁Lawrence Goodman认为,推出过多的货币政策反而会适得其反,现在应该要回到平衡点来恢复整个金融市场的秩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左)、金融稳定中心总裁Lawrence Goodman(右)

  “全球经济进入复苏期,各国都需要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保护主义的倾向也在增长。面对国际环境变化,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有效应对种种阻碍和挑战。形成合力比企业单独走出去,要容易很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副董事长、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屠光绍进一步分析,从思路和方式来讲,企业对外投资要从自我为主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主转变。比如与境外投资者合作、与境内上下游产业合作、实体经济与金融合作等等。寻找境外合作者有利于在当地落地,减少阻力,并可以发挥合作伙伴了解当地市场的优势。从理念上来说,要从单个企业和项目向产业链、生态系统转变。一个项目走出去即便本身算是赚钱的,但是没有伴随着产业链走出去,最后算下来可能还赔钱。因此,这一理念需要转变;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要从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向两者互动转变,这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要从单纯追求投资收益向注重ESG转变。屠光绍表示,“ESG指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SocialResponsibility、CorporateGovernance),是国际投资的价值观。考虑到ESG投资,不但不会影响收益,反而会使收益更具有长期性。现在,围绕ESG投资已经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行动。ESG推进,既需要宏观责任,更需要微观体现。”

  从今年4月1日起,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被正式纳入全球主要债券指数“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这意味着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也是继2016年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不过,在今年7月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麦肯锡发布的《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报告显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仍有一定空间。其融合程度究竟如何?怎样实现更多的流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成政珉及其研究团队从贸易、企业、资本、技术、人员、文化、环境、数据等八个维度研究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他给出了翔实的数据,“中国企业全球化程度还有大幅改善空间,比如虽然中国拥有119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但这些企业的海外营收占比不到20%,而标普500企业的平均占比为44%,因此中国企业有更多的空间来推动全球化。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大,金融系统规模居全球前三位,但外资企业的参与度只有2%—6%左右,在其他发达国家约有10%—20%,中国资本市场也需要加强全球化。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研发大国,但是看中国的IP影响力有限,知识产权进口比出口多6倍。从八个维度衡量中国目前的全球化,我们发现中国的成就很大,但提升空间也很大。”

  此外,成政珉的研究团队从贸易、资本、技术这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依存度变化。他指出,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在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在过去10年一直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对世界来说已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及贸易层面的供应者、重要投资目的地和投资者。“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与世界融合的角度也有更多空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层面。比如贸易层面,中国选择更加开放的贸易,那么将有希望发展成为新兴和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但如果联系减弱,全球贸易流动将收缩。”成政珉同时建议企业,在不确定性的时代,首先需要了解和评估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和风险,以提高企业组织方面的灵活性和风险管理能力。这些变动性可能会带来一些充足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危机。

  今年以来,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银行、保险、证券业放宽外资准入,到取消一系列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推出沪伦通等,力度大、范围广的开放举措令人振奋。中国在欢迎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也积极走向国际市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苏立峰将中国金融开放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01年之前,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加入WTO;第二阶段从2002到2008年,标志性事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第三阶段从2009年到2018年年初,除定向开放外,实际上停滞不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一个亮点;第四阶段则是2018年4月至今,在中美经贸摩擦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对外金融开放政策密集出台。苏立峰提出了如是结论与展望,“从结果上看,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但与国际水平比仍有差距,对外金融开放还有很大空间。从过程上看,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显现出‘先慢、后快、再慢、再快’的特征。从结构上看,还存在一些不太均衡的现象,例如更重视本土市场的对外开放,对本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关注比较少;资本输出结构和输入结构不均衡,利益流失大;资本流入流出部门结构是不太平衡,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75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在当地的华盛顿山酒店召开会议,确立了战后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奠定了当今全球经济秩序的大体框架。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所秉持的“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初心更加值得珍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坚持走开放创新共赢的合作之路即是对此积极正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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